新视角：武术到底能不能打？
侯胜川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研究方向：
武术历史文化与体育口述史
问题缘起
关于民间武术的争议始终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人们固执地相信真功夫在民间，另一方面现代格斗体系对民间武术的实战能力又不屑一顾。关于真功夫在民间的各种实践现场，不时闪现各种奇葩式“文化表演”，一次次地消费中国武术。民间的批判多集中在某某是“假大师”，不能代表传统武术；学界的批判则穷究义理地分析体育、文化、技击、格斗、规则、杀人术等语言修辞。
问题在于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都无法给出一个令各方信服的说法：你说某某是假大师，那么你给一个“真大师”出来，别说自己祖师、师爷当年如何如何厉害；你说了那么多术语，我就问问你传统武术如何打得过现代格斗，等等。
这一个死循环。
闫芳的太极推手事件中，有一种声音淹没在大众的口诛笔伐中。
有人指出太极拳中有专门的信息接收训练法，即训练到一定程度后，徒弟可以接收到师父发出的信息，并迅速做出反应。从视频中看，闫芳的徒弟有旋转出去的，也有蹦着出去的，说明闫芳给出的信息不一样。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闫芳“公开了不该公开的东西，把自己撂出去了”，所以，闫芳因为难以自证才陷入被指责的窘境。
事实上，闫芳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自己给徒弟的“信息”问题，但是，在媒体的戏谑导向下，闫芳的解释成为自我掩饰的说辞。我并不了解关于太极拳的信息传递训练方法，这一案例给了我另一种思考：闫芳师徒、媒体、社会大众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他们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闫芳是否如别人所说的“公开了不该公开的东西”，因为演砸了，所以“把自己撂出去了”。
类似事件激发了我对各方的表演与互动问题的研究热情，我深以为必须跳出关于武术的打的阐释死循环，换一种视角来看待这类案例的内在逻辑。
论文的行成
大约在2015到2016年间，我阅读了欧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其中前台/后台、剧班、印象管理、符号性表演、表演框架等术语让我灵光一现，戈夫曼的“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的理论为阐释当前民间武术乱象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视角。戈夫曼认为人赋予社会秩序或特定行为以意义，每个人的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社会成员在社会舞台上扮演多种角色，使自己的形象服务于欲达的目的。
简言之，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就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分析框架，对武术而言，它避免了单纯的对武术的讨论，尤其在消费社会中武术已经成为消费符号，跳出武术来看武术尤为必要。
坦白说，用西方流行社会学理论阐释中国社会现象，并不是一种好的研究方法，正如审稿专家所说的，这种比较原始的研究方法流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现在早已过时，但我之所以坚持，是因为觉得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对当前民间武术“你方唱罢我登场”闹剧中的实用和新颖，它可能产生一事一议、对症下药的效果。
所以，我想用拟剧理论解释闫芳事件的社会互动现象，以获得一种将参与互动的社会人的社会行为与武术割裂开来的效果，从而避免对中国武术尤其是传统武术的污名化。资料收集中发现，关于传统武术的表演问题在民国期间的杭州国术游艺大会已经出现，当时，武术名家的打斗如同“斗鸡”，与“妇人打架无异”，令人“看了很失望”，令人惊奇的是，大会期间总有“剑仙”冒充得道高僧和山中老叟在背后向前台推送各种虚假消息；同样，1954年陈克夫、吴公仪先是在报纸上相互“交流”，后约定在澳门比武，现场录像在网络随处可见；2007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以“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为宗旨推出了传统武术竞技节目“武林大会”，无奈于“真实武林”的“真实”而不得不采取导演的介入，最终真假难辨而黯然收场。
从以上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武术历史事件来看，跨越一个世纪，中国武术还是原来样子，只是变了参与互动的人。
另一方面，笔者在查阅的文字资料和网络视频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太极拳中的已故前辈，类似闫芳太极推手的视频与资料并不少见，然而人们给予的多是溢美之词，而不是质疑和指责；我的思考是，是否与时代变迁中传媒信息的改变以及受众数量和群体的改变有关，即同样的事件，由传统纸媒、电视传播的结果可能与网络、手机等自媒体的传播效果截然不同，所以，我认为是参与互动的对象产生了变化，同样的太极拳表演，在后台专业人士眼中和前台大众眼中的生产意义也必定大相径庭。
论文背后一些话
前有闫芳后有马保国，在武术的消费符号下，参与互动的人越来越多，武术也每每“背锅”。所以，武术研究者并不能总是沉默，或许需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武术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大众关于中国武术的评判潜意识沿用了西方近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标准，吴国盛认为西方近现代科学是一种“求力”科学，是一种机械论、还原论分析逻辑，所以，人们对待中国武术，最先想到的就是能不能“打”，能不能打得赢，如果不是，则直观判定为不科学。沿着这一思维惯性，对中国武术的打假必然是用擂台格斗的“打”来证明。
所以，标准是什么最重要。即用什么标准来判定中国武术是否科学，而且这一“科学”指的是东方科学还是西方科学，或者是东西方会通的新标准。
第二，做出基本的判断之后，武术研究者还需要两方面的深入，一是从武术生命史出发，探究武术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脉络；二是要深入思考武术在现阶段对大众，甚至是全人类的意义，即武术能为社会发展做出哪些贡献，继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未来可能要放弃或者淡化此前孜孜以求的奥运武术努力，朝着人民需要的方向出发，等等。
第三，对以上两方面的思考，还需要研究者深入民间，回到中国武术发生的“土地”，探明武术在人们生活中的活色生香和烟火气息，从而能够深刻体会武术之于把玩它的人的意义所在，达到程志理先生提出的“用心感受，体悟共情，哦！‘术’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文献引用格式：
侯胜川.拟剧理论视角下中国武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J].体育与科学,2020,41(01):64-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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